“哥，你还记得老周头说的那个方子吗？野菊花、金银花、蒲公英一起煮水，说是治嗓子疼特别好。”她一边掐花一边说。

“记得。赵明远说，“他还说这三种药叫‘三花汤’，以前赤脚医生常用的。”

“老周头要是还在就好了，”赵清荷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懂那么多东西，都不舍得带走。”

赵明远没有接话。他在心里想，老周头把那些东西都留下来了，留在这山上，留在每一条根、每一片叶子里。你认得它，它就在；你不认得它，它也在。只是那些东西需要有人去接，就像接力棒一样，你不接，它就掉在地上了。

他想，他应该接了。

十月底的一个傍晚，赵明远在院子里整理晒好的药材，赵清荷从灶屋里跑出来，手里举着一封信，脸上的表情像是中了大奖。

“哥！知夏姐来信了！她说她元旦要来！”

赵明远从她手里接过信，低头看了一遍。信上说，她元旦有三天的假期，加上请了两天假，一共五天，想坐火车过来看看他们，问方不方便。信的最后写了一句话：“赵明远，我想吃你奶奶做的腊肉了，让你奶奶多做点，我这次带回去给我妈尝尝。”

赵明远把信折好，还给妹妹。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那就让她来吧。”他说。

信寄出去不到半个月，林知夏的回信就来了。这次不是信，是一张明信片。明信片的正面是北京天安门的照片，蓝蓝的天，红红的墙，金灿灿的琉璃瓦，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光。背面用圆珠笔写着几行字：“赵清荷、赵明远，我已经买好火车票了，12月30号晚上的车，31号早上到怀化。从怀化到你们镇上怎么走？告诉我路线。我给你们带了北京的糖葫芦和茯苓饼，别让奶奶等急了。知夏。”

赵清荷把这张明信片看了几乎有二十遍，翻来覆去地看，连邮票上的图案都快被她背下来了。她把明信片压在枕头底下，每天晚上睡觉前拿出来看看，然后才安心地闭上眼睛。她说这样能梦见北京。

赵明远不像妹妹那样把高兴挂在脸上，但他做的事比什么话都实在。他在林知夏来之前的那个周末，把家里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他把院子里的柴火码得整整齐齐，把水缸刷得干干净净，把灶屋的墙壁用石灰水重新刷了一遍——那面墙原来被油烟熏得乌黑，刷完之后白得刺眼，奶奶在灶屋里做饭的时候总觉得自己走错了人家。他还把那辆二八大杠的链条上了油，把松了的刹车拧紧了，又给轮胎打了气，因为他要去镇上接林知夏。从村里到镇上虽然是土路，但至少要让城里来的朋友少走几里地。

赵清荷负责打扫房间。林知夏上次住的那间屋子，自从她走了以后，赵清荷就一直保持着原样：床单干干净净的，桌子上一尘不染，窗台上还放着一个玻璃瓶，瓶里插着一束干的野菊花。她把那束干花取出来，换了一把新采的——十二月底的山上其实已经没什么花了，但她硬是在背风的山坡上找到了几丛还在开的小野菊，金黄色的小花朵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却倔强地没有凋谢。她把它们插在瓶里，摆在窗台上，退后两步看了看，觉得这才像一个有人要来的样子。奶奶也忙了起来。她让赵明远去镇上割了几斤五花肉，又翻出了坛子里腌了半年的酸辣椒和萝卜干，开始准备腊肉和腊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