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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回来的高铁上突然有哭声。

从后座传来的，不远，声嘶力竭的那种，女人的哭声。

一时之间想到很多，一方面因为这哭实在太悲，另一方面想到许多或许称不上鲜活但仍然存在的生命终止于某一个微小瞬间的社会新闻，就很难再安稳坐着。

满包找糖，虽然出差只带了寥寥几颗咖啡糖，完全不甜，跟生活一样只有苦和无味，但聊胜于无，加上同行小姐姐给的纸巾和溜溜梅，一起捏在手里，去找哭声的来源。

一个女人趴在窗户边上，看不清年纪，头朝下埋在胳膊里，另一只手还捏着手机，看样子没挂断。

坐她旁边的女人局促不安地站起来想给她递纸，她没接。显然顾不上。

我走过去，站着的女人仿佛看到救星，小声跟我说：好像是给家里打电话，家里出事了。

又问我：你认识她吗？

我看着这个穿着最普通的黑色羽绒服，正在痛哭的人，解释说：我不认识她，我只是有点担心。

站着的女人把位子让给我：你安慰安慰她吧。

但其实我坐下的时候就知道，我安慰不了她。

能让成年人在公共场合毫无顾忌崩溃的事由，无非天灾和人祸。

哪样我都帮不上。

世人皆苦，哪样都不是我手里零零落落几颗糖能解的。

我只能坐下，一手攥紧我的糖，另一只手伸出来，一下一下，隔着羽绒服抚摸她的后背——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既不出声打扰，又能告诉她“还有人在担心你”的方式。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来自陌生人的一点点担心，或许真的能拉回一个人。

她哭了好一会儿，我从黑色的窗户反光看到同行的小姐姐在走廊站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回到了座位上。

我等着她哭完，直起身来，电话还没挂断，她又听了一会儿说：我现在不想听了，挂了吧。

我把糖递过去，感觉喉头哽住，说什么都不合适。

她说谢谢，说你怎么这么好啊。

我摇头，因为我其实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只能说：“我们能理解，大家都有很艰难的时候。”

说到这里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在眼眶里打了个转，沿着口罩和鼻梁的边缘滑下来。

她呆呆坐了一会儿，说，我母亲刚去世了。

又说，我刚给她处理完后事，带我父亲去看病，确诊了癌症。

又说，不知道还能活多久。我母亲刚下地。

眼泪流进了我的嘴里，混合着口罩的味道和皮肤上的汗液，苦苦的。

我觉得我不够资格说出“我们都理解”这句话。

在遇见她之前，我还在抱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不如意，可这一刻我想——至少我父母健在。

现在无论说什么都显得浅薄了，我握住她的手臂，想了半天，我说不出“节哀”，也说不出“都会过去的”，更说不出“总会好起来的”。

因为很明显，这种情况不会好起来。

麻绳专挑细处断，苦难偏捡苦命人。

最终的最终，我只能最无力地说：“你要好好的。”

那是我自己不想眼见一个生命突然停止在某个时刻的本能的挽留。

她点点头，但眼神别无二致，说：“谢谢，我会好好的。我还有个弟弟。”

“他才十七岁。”

我突然更加难受。

也幸也哀。

幸在这个世上还有人能留住她，哀在这个世上还有人留住她。

跟朋友Y说了这件事。

Y总是发生这种事情时我的第一个倾诉对象，即便我们很久没说话。

因为我知道她能懂。

Y说生死有命。

说她有朋友想不开的时候，她就会带他们去手术室门口坐一晚，看看世事无常，到那个时候，也就什么都想开了。

Y是有生活的大智慧在身上的。

下车的时候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女人——她仿佛已经平静了下来，还是穿着那件普通的黑色羽绒服，隐没在人群里，跟着旅人们一点一点往车厢外挪。

车站人来人往，没有人会注意到有一个普通的女人刚才送走了她的母亲，并且现在正独自承受着难以言喻的煎熬和崩溃。

因为大家看上去都是平静的坚强的波澜不惊的。

大概这就是成年人。

但我总希望——借用撒老师的话——一个好的社会，应该让成年人都能活的像小孩，而不是逼小孩活得像成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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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我的家人和朋友身体健康，无灾无病。